西天佛子大国师大智法王班丹札释与大崇教寺

张润平 刘虎林 樊友文

大智法王班丹札释是岷州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家族在元末已经成为掌握岷州政教的家族。岷州后氏的始祖叫后朵儿只班，他在洪武二年归附明朝，赐姓为后氏，委任为宣武将军，洪武十年受封为岷州卫土司。有学者考证，明朝初年多次奉命入藏与乌思藏各地方首领联系的明朝著名的使者侯显即是出身于岷州后土司家族。侯显在永乐时任朝廷的宦官，与三宝太监郑和一样，是永乐皇帝所亲信的重要官员。侯显在年老告退回乡时，明朝还派了两个汉官护送，在其故乡岷州兴建了圆成寺。在元末其家族祖孙三代就在岷州大地已兴建了一百多座寺院。

班丹札释在明朝荣宠一时，固然和他的家族在岷州的势力密不可分，但他本人的个人因素仍然 不容忽视。班丹扎释或译作班丹扎失、班丹扎喜，出生于1377年，10岁出家为僧，17岁受具足戒。明永乐二年(1404年)27岁作为名僧仲钦巴的侍从，觐见永乐皇帝，即留在京城任职。在西藏名僧大宝法王哈立麻得银协巴进京时，他奉派充任翻译，并随大宝法王进藏，作为明朝的使者在乌思藏联系各地的政教首领，推行明朝的政令，著有劳绩，回京后受到永乐皇帝的奖赏，受命住持京城的法渊寺。在宗喀巴大师、贾曹杰、哈立麻得银协巴、大乘法王昆泽思巴、达陇葛举派曼殊师利、萨迦派哦巴系贡噶藏等名师处学习各派教法。永乐四年即公元1406年，被太宗文皇帝首次封为“大宝法王”。永乐九年(1411年)34岁，听到传说阐化王扎巴坚赞违背明廷意旨，将派大军征讨，驰赴京师，恳求永乐帝原宥，使西藏避免了一场战祸。永乐十一年（1413年）36岁再返西藏。永乐十七年（1419年）42他被任命为明朝掌管佛教事务的僧录司的右阐教。永乐二十年（1423年）46岁，他奉命到乌思藏审验大宝法王哈立麻得银协巴（1415年圆寂）的转世灵童，这是中央王朝派人审验敕封的藏传佛教活佛的转世灵童的最早的记载。在西藏期间，宗喀巴大师（1357——1419）嘱咐班丹札释：“你有能力，现在，如果在汉族地区，建一座世尊圣教的道场、众所景仰的戒行严谨的伽蓝基地，则在今、后二世，不但对自己和别人都有很大的饶益，而且也为圣教做了事。”因此他在永乐十六年(1418年)41岁，在岷州城东修建重广寺 (藏称曲德寺)，以诺宗大师的嘱咐。永乐二十一年(1424年)47岁，又奉命入西藏，审验大宝法王哈立麻的转世灵童，成为执行中央政府审验敕封大喇嘛转世制度的第一人。宣德元年(1426年)49岁，他被敕封为“净觉慈济大国师”，赐金印、金法冠及诰命等，并为了旌表班丹札释的功绩，明朝政府还令礼部扩建北京著名大隆善寺（又叫春华寺）让其居住，为其雕刻紫檀木等身坐像一躯，此坐像披袈裟袒右臂，结手印于胸前，光头圆脸，丰面大耳，颇有丰采。并于大隆善寺中树立一通碑刻《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札释寿像记》。雕刻木像足可证明明朝皇帝对班丹札释的高度宠幸和隆重礼遇。同年8月又加封为“宏通妙戒普慧善应辅国阐教灌顶净觉慈济大国师”。这在明代众多的藏族高僧中，是绝无仅有的殊荣。当然也反映出了班丹札释及其大崇教寺僧侣集团在明王朝的特别重要地位。

在京师，常用汉语演教，受戒弟子中不仅有汉族地方官员，亦有南印度人。期间，他还助缘修建了北京西郊石景山区的法海寺，该寺的部分明代藏传佛教的壁画保留至今，成为我国佛教艺术中极为珍贵的遗产。宣德三年 (1428年)51岁，给宣德帝后等授大轮灌顶，为褒奖他在西藏的功绩，特颁敕书，征派地方大小官员一百多名，部落大小土官二百名，各种技术人员一百一十名，军队乌拉二千零五人，扩建重广寺。宣德帝还新赐寺额曰“大崇教寺”，并颁御制《修大崇教寺碑文》，立石碑颂扬，作为大明皇帝敕建的证据。大崇教寺集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藏族的原始苯教为一体，很符合明王朝统治藏地宗教的现实要求。因此并派官军守护寺院。同年又请准在岷州茶埠建设大崇教寺的下院——圆觉寺。宣德十年(1435年)58岁，宣德皇帝去世，英宗继位，召其入京，命他主持修建宝塔，举行法事，超荐宣德皇帝，并加封他为“宏通妙戒普慧善应慈济辅国阐教灌顶净觉西天佛子大国师”。正统八年 (1443年)66岁，他出面申请，为全国僧人颁发度牒。“上亦可其所奏，准度僧徒三万七千余人。”《西天佛子源流录》仅记到后法王正统十二年 (1448年)71岁时的事迹为止，景泰三年（1452年）75岁时，景泰帝又加封他为“宏通妙戒普慧善应慈济辅国阐教灌顶净觉西天佛子大智法王”的重大事迹就未记录。

他是明朝和卫藏关系中一些重要事件的参与者，他的加封与升迁与其政治活动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这主要体现在：对明廷来说，他是中央对藏的一些特殊任务的可靠的执行者；对卫藏的统治者来说，他又是他们利益的代言人，向上的传话筒。原藏于大隆善寺中的《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札释寿像记》，对班丹札释前半生中的功绩作了概括：“永乐间，征之赴阙，馆留京寺，对扬称旨，尝偕进臣陪送大宝法王远抵其国，道力所致，神物护持，涉历山川，略无险□□□，太宗皇帝嘉叹久之，授以僧录禅教，赐之甚隆。继而屡奉明命，往还西域，远夷率服，边境无虞师之。以慈化物，佑□□□国推诚之。至凯庸可得窥测也哉。宣宗皇帝践祚之初，加以今号，金章宝诰，特宠之吁，何其□□。敕修大隆善寺，师所居丈室遂撤，而新立之，所费之资□□□。”具体地说，班丹札释一生的主要政治活动有：永乐二年（1404年），二十八岁的班丹札释随仲钦·班丹嘉措哇觐见明太宗，次年便被派出迎接哈立麻入京，并在途中被任命为翻译。回到京城后，被选派为哈立麻的随从并随之离开京师，先抵噶玛丹萨寺，后居于粗普寺，在这一段时间他和大宝法王哈立麻乃至于噶举派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此时，阐化王札巴坚参和明廷之间产生了摩擦，班丹札释又率阐化王之侄札结去京师面呈实情，并在永乐十一年再次奉旨赴卫地，《岷州志·仙释》中也说他“永乐间，奉使乌斯国”，这次行动的结果，又密切了他和阐化王之间的关系。永乐二十年，太宗派他到卫藏去审查大宝法王哈立麻的转世，这是见于史书记载的中央政府第一次审查藏传佛教活佛的转世情况，而此次任务就是由班丹札释完成的。这件事不仅见于《安多政教史》，《岷州志·仙释》篇中也做了记录：“又奉使恭卜国，过大雪山，见神扫除引路。”这里的“恭卜国”即指工布，哈立麻的转世当时住在那里。这次任务完成后，班丹札释顺理成章地被封为“净觉慈济大国师”。班丹札释的这些政治活动，从小处来看，密切了他和当时西藏几大地方势力集团之间的关系，从而加重了明庭对他的重视程度。从大处来看，他的政治活动同时密切了中央和这些地方势力的关系，进一步确保了明代汉藏边界翕然和融的局面。

作为一个藏传佛教的高僧，班丹札释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在宗教上也颇有建树，他十岁开始学习藏文和各种经典，十五岁正式剃度出家，开始有步骤地学习佛法，在“圣宗喀巴大师、贾曹、持律师杜增、哈立麻得银协巴及其转世化身、索南藏卜仁波且、萨迦巴衮噶札喜、堪钦嘉却巴、京俄·曲结·索结哇、达垄·曼殊室利、喇嘛释迦贝、萨迦巴·衮噶藏卜、曲结色拉哇、哲蚌曲结索巴·噶细哇、喇嘛桑贡巴等师座前聆听讲传的无数甚深妙法。”精通汉藏语文，他所从学的大多数人为当时藏传佛教界的名人，如宗喀巴、贾曹杰、哈立麻、昆泽思巴、萨迦·衮噶藏卜（萨迦派翱尔支派的创始人），正是凭借着深厚的佛学功底，班丹札释宗教上的作为毫不逊色于政治上的。他曾“奉皇上的圣旨着《喜金刚修法·甘露海》及大轮、大威德十三尊、普明、阿弥陀佛九尊等曼荼罗的仪轨，《多闻子修法》、《中有解说》等，并将这些经典、仪轨等，连同藏文《喜金刚续第二品释》都译为汉文。”在宣德九年（1434年），“用汉文传《五十上师颂》和《别解脱戒》。”此后，他还为政府兴修的金汁《甘珠尔》大藏经撰写总序。另外，他还校译和雕版刻印了《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此朱字版汉藏对照本佛经是明代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文物见证，无论是在佛经版本研究及雕版技术上均有重要意义，班丹札释及其弟子为促进藏汉文化交流所做的努力和贡献青史永垂。”班丹札释的宗教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汉藏佛教的交流和藏传佛教的内传，所以，无论他的政治活动还是宗教活动，用历史的眼光来看，都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明英宗赐给他的诰命，在当时就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夙究三乘，慧性圆融。用禅如来之教，宏利济之功。事我祖考，始终一诚。朕嗣统以来，命修荐扬大斋。上资皇考宣宗章皇帝在天之福，益笃精虔，眷兹功能，是宜褒奖。”这也正是他被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的原因所在。他的祖上，在元末在岷县，祖孙三代就已兴建了一百多座寺院；在他的号召和影响下，当时的岷州出现了数百座寺院。我县文物部门在近年来的文物普查中，就奇怪的发现几乎每一个自然村都有古代寺院或庙宇建筑遗迹，甚至一个自然村的村上、村下、村中都有类似的遗迹。这与后法王及其后氏家族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西番朝东寺，一目处心。”这句歇后语至今响彻整个番属地区。

岷县成为明代藏传佛教最为繁盛的中心圣地或圣地中心，还与另外两个客观因素的相佐是分不开的：一个是岷县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是“南通巴蜀、西控青海，东去三秦”区域的政治、经济、宗教、军事、文化中心，行政建置高，管辖范围大，繁盛又强大的经济基础有能力养育繁盛又庞大的宗教活动；一个是岷县在上一世纪大炼钢铁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之前，一直是到处都森林茂密，植被丰厚，就地取材就能兴建寺院庙宇，建筑材料随意随手可取可用，能充分保证繁盛又庞大的寺院建筑所需。（张润平 刘虎林 樊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