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甘肃古长城

侯丕勋

华夏先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发明了筑城技术。在其后四千多年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又以无与伦比的创造精神，把筑城技术发展到了奇、特、绝的程度，并曾运用这些技术 修筑了无数坚固而壮丽的“居城”和雄伟而奇特的“塞城”。“居城”成了帝王治国平天下的中心和民众的居住之所，而“塞城”则被作为历代王朝御敌安边的人工屏障。

古代甘肃，地处西北边疆，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历来是关中的天然屏障，与关中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所以古人有言：“欲保关中，先固陇右”（《读史方舆纪要·巩昌府》）“欲保秦陇，必固河西”（《读史方舆纪要·甘肃镇》）。然而，作为关中西北天然屏障的古代甘肃，对关中的护卫作用实际上是有限的，它并不能确保关中地区不受边疆少数民族的扰掠。为弥补古代甘肃这一天然屏障对关中护卫作用的不足，从战国秦昭王时开始，就在这里修筑用于军事防御的长城。此后，秦、汉、明各王朝又相继在此地修筑长城。由于受当地地理条件等因素影响，古代甘肃境内的长城形成一种奇特景观。

一、          秦始皇“因河为塞”的西长城

长期以来，每当人们论及秦始皇万里长城问题时，总是先入为主地带有这样一种观念，即万里长城是在地面上人工夯筑而成的、绵延不绝的高大城墙。其实，这种观念与史实明显不符，万里长城西段及其首起地尤为如此。据《史记·韩安国列传》记载，蒙恬为秦侵胡时，曾“累石为城，树榆为塞”。可见，蒙恬所筑万里长城西段并非全是城墙绵延不绝的长城。劳干曾著文论及此问题，他说:“秦汉的长城，据记载上说，却不全是城垣，有若干地方是木栅”（《释汉代之亭障与烽燧》，《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

《史记·匈奴列传》对秦万里长城西段的特点有着较为详尽的记载：“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起临洮，到辽东万余里。”从司马迁这一记载看，蒙恬当年所筑秦万里长城之西段，是以“因河为塞”、“临河”筑四十四县城和徙民戍守为特征的一段长城。由此看来，当年蒙恬所筑万里长城之西段，是将具有天然防卫作用的黄河作为主要军事屏障，将匈奴容易渡河处所筑四十四县城作为军事据点，然后徙兵民戍守，而三者的主体则是“因河为塞”。

虽然《史记》的记载，没有明确提到北起秦榆中、南至秦临洮（今甘肃岷县）的这段西长城之特点，但可以从“因河为塞”之“河”涵义的扩充方面探知大概。在先秦时期，“河”为黄河的专名，可是到了西汉时期，“河”这个词的涵义开始出现扩充现象。这一时期，河西走廊和居延地区曾经使用的简牍文字中，有着为数不少的“河”字，如“从河水中天田出”（E· P· T68 : 63）、“兰越甲渠当曲陇塞从河”（E· P·T68：73）、“欲还归邑中，夜行迷河河”（E·P·T68：37）、“中夜行迷渡河□”（E·P·T68 : 47）、“隧南天田夹河，还入隧南天田”（《合校》231·88）、“第五隧北里所见马迹入河”（E· P·T48：55A）、“河中毋天田”（EJT21·177）。众所周知，黄河干流和支流均未流经河西走廊和居延地区，从而以上简文中之“河”，既不是指黄河干流，也不是指黄河支流，而是指位于河西走廊和居延地区与黄河毫无关系的若干内陆河。足见，作为先秦时期黄河专名的“河”，至西汉时已经变成了西北众多河流的通名。受“河”的涵义扩充的启示，我们认定西汉时人们把洮水叫作“洮河”肯定不会有何不妥。这就是说，首倡万里长城西段“因河为塞”说的司马迁，把秦榆中至秦临洮之间的一段长城也是包括在“因河为塞”的范围之内的。毫无疑问，这一地段内“因河为塞”式长城，是以具有天然屏障作用的洮河、洮河之东的“临洮”城（今岷县城）和狄道城（今临洮城）以及戍边吏卒共同构成。综上所述，由于秦始皇时蒙恬尚未在从河套至“临洮”之间修筑城墙绵延不绝的西长城，所以当地绝不可能有城墙式长城之遗迹。因此，顾颉刚先生等人在秦始皇万里长城首起之地“临洮”（今岷县），找不到万里长城的遗迹则是很自然的。

二、汉长城的附设工程“塞天田”

“塞天田”也称“天田”，是古代长城的附设工程。在敦煌和居延地区所出土的简牍资料中，对附设于汉长城的“塞天田”多有反映。

对“天田”，三国苏林作了如下解释：在塞要下，“以沙布其表，且视其迹，以知匈奴来入，一名天田”（《汉书·晃错传》“中周虎落”注）。其意是说，在险关要塞的通行处地面，利用人工铺设一层细沙，以利边防吏卒白天察看匈奴于前一天夜间入侵塞下时所踩足迹，藉以判断敌情，此谓之“天田”。这一解释虽然较好地把握住了“塞天田”的本质性内涵，但若从当地所出土简牍资料看，其解释仍然不够完善。

“塞天田”大多修造于长城外侧不远处，也有修造于险关要塞之地的。长城外侧之“塞天田”多呈长条形，走向与长城基本平行。有些地段“塞天田”很长，仅边防吏卒“日迹”（戍边吏卒，每日察看“天田”上敌军人马留下的足迹）时，有的就曾“日迹”23里（E·P·T51 : 411）、有的“日迹”45.5里80步（敦煌汉简1707）。“塞天田”宽度，似无定制，一般宽约3米左右。

修造“塞天田”的活动，一般在长城修筑完成之后进行。修造时，先用锄头一类工具，在长城外侧不远处地面，平整出一条走向大体与长城平行、宽约3米的平坦条带，然后在条带上铺上一层细沙（无沙处可以铺上细土），并用“木杖”和“杖”一类工具抹平，至此，某一地段的“塞天田”就算修造完成了。这种修造“塞天田”的活动，因主要使用“鉏”，故简文称为“鉏治”天田（《流沙》戍役30、敦煌汉简1552等）。

修造“塞天田”，其目的主要是用来察看入侵敌军人马留在“塞天田”上足迹的多少，藉此判断敌情， 以便采取相应的御敌措施。可是，一旦敌军人马在“塞天田”的某些段落踩上足迹，从此这段“塞天田”便丧失侦迹作用。若要使这段“塞天田”继续发挥侦迹作用，那就要按边防机关的规定，每天派出吏卒进行“日迹”，并用“木杖”等工具，将敌军人马所踩足迹处疏松、抹平，恢复“塞天田”的原貌。这种活动，简文称之为“画天田”（《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203·29A、《流沙》戍役30）。

戍防吏卒巡视“塞天田”和“画天田”情况，均按参加人员身份，一律以“月”为时间单位分别记录成册。这种记录“日迹”而形成的簿册，简文称作“日迹簿”（E·P·T53 ：38、E·P·T58：105、E· P·T58：92）。戍边吏卒每月的“日迹簿”记录稿完成后，要按规定清抄一份，然后将两种“日迹簿”分别进行密封，最后将记录稿保存于本烽燧，而将清抄本报送上级机关备查。据此不仅可以看出，位于河西走廊汉长城沿线的戍边制度的严密，而且可以看出当地长城及其附设工程“塞天田”所独具的特点。

三、河西走廊的“壕沟城”、“河中城”与“夹壁城”

在《史记》、《汉书》和《明史》中，对河西走廊长城的记载均颇疏略，据之难以具体了解当地长城的实际情况。通过近年来的实地考察和对有关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研究，大家才对汉、明两代在河西走廊因地制宜地兴修“壕沟城”、“河中城”与“夹壁城”的情况有了基本了解。

元鼎六年（前111），西汉在今甘肃山丹县县境内修筑的长城，据实测全长98.5公里。这段长城“由壕沟、壕棱、自然河、烽燧、列障构成”，部分段落“以壕沟代替墙垣”，“现存壕沟深0.8一3米，口宽5一8米不等；壕沟里沿有壕棱，呈土脊状”；“现存壕沟全线共59.95公里”。在龙首山各山口也掘有用来防御敌人的壕沟（《山丹县志·文物古迹》）。

西汉在此地人工所掘“壕沟城，呈西北—东南走向，位于明长城北侧不远处。它是用以防御来自北面的匈奴，所以在掘壕沟时，将壕沟北壁掘成垂直状，从沟中所掘之土，堆放在壕沟南沿，形成一条土脊。在壕沟南沿土脊上修筑的烽燧突兀而起，雄伟壮观。

河西走廊地区的汉、明长城，每当跨越干河道（季节性河流河道和旧河道）和有水河道时，既不能又无法在河道中夯筑土城墙，同时也不能挖掘成壕沟。这样，因河道阻隔而造成的城墙的中断，就给少数民族入侵长城之内留下了通道。长城的这一重要缺陷，势必导致其御敌作用的降低以至丧失。然而，汉、明王朝当时就曾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据《居延汉简释文合校》释文称:吏卒“□所持木杖画灭迹，复越水门”（336·32）。这是说，居延某地戍边吏卒的营房位于长城之内，当他们去长城之外画灭“天田”上敌军足迹时，由于长城上无通向长城之外的道路，于是就从河道中的“水门”出去，当完成“画天田”任务之后，又从河道中“水门”返回营房。很明显，居延汉简“复越水门”简文，正好是居延地区河道中修建有长城的重要文证。

当然，河西走廊地区河道中修建长城一事，并非只有孤证。从上述记载已确知，汉代河西走廊地区，凡有长城之地就会有“天田”，而有“天田”之地也就有长城。正因如此，所以居延汉简中“水中天田出案，常等持禁物兰越塞”（E·P·T68:74）和“兰越甲渠当曲坠塞，从河水中天田出□，案常持禁物”（E·P·T68 : 63）简文表明，当地有水河道中的部分地方曾修治有“天田”。河道中既然存在“天田”，那就意味着河道中也修建有长城。这种长城就是汉代河西走廊的“河中城”。

然而，汉代河西走廊地区的“河中城”的样式、结构、建筑材料及所存在地区等，尚缺乏可供研究的具体材料。不过，从简文中“复越水门”和河西地区曾修建过“虎落”、“强落”（即用木料修建的用来御敌的木栅栏）的史实可以得知，河西地区“河中城”是用木料所建成的“栅栏式”长城。这种建在无水或有水河道中的栅栏式长城，既把河两岸用土夯筑的长城连接成了整体、堵住了河道中的长城缺口，又因留有“水门”，从而便利了戍边吏卒往返长城内外的戍边活动。同时，这样的栅栏式“河中城”，既不能被流量不大的河水所冲毁，又可起到很好的御敌作用。可见，“河中城”是古代人在河西走廊地区创造的一种特殊的长城景观。

河西走廊地区的明长城，修筑时间较晚，至今仍有若干段落城墙保存较为完好。这自然为考察明长城原有特点提供了条件。1994年6月21日，我们在今山丹县县城东5公里多的壕北滩（位于312国道南、山丹焦化厂东南）考察明长城时，曾发现一段特殊的“夹壁”长城遗存。所谓“夹壁”，是说这段长城是由并列的、相互存在一定距离的两堵城墙共同构成“夹壁”状。这段“夹壁”长城，与明长城主城的一段共同构成。明长城主城，自312国道之南不远处向东南延伸（偏角约30º），并南跨山丹河河道，在河南二级阶地上与副城构成并列状。主城位于西南面，而副城位于东北面。据实测，主城最高处3.5米，副城最高处1.1米；主城基厚2米，副城基厚0.7米；主、副二城墙间距2米。明“夹壁”长城残长10米左右，其余段落副城已毁，现呈土梁状，主、副二城之间状似沟渠。从主、副二城墙间距离看，其宽度已达到可供通行的程度，似乎表明，这可能是一段“夹道”长城。另在居延地区考古发掘中，曾发现有一种所谓“双重塞墙”，“从痕迹看，是两道平行的相距3—5米的低垅。其中内侧的一道，疑是塞墙，中间为天田，外侧的可能是天田边缘的低垣。”（初师宾《汉边塞守御器备考略》，《汉简研究文集》第195页）从并非仅见的“夹壁”长城遗存，可知这也是一种修筑在重要边防地段的特殊长城。

四、明长城西部终端的弧状长城

明长城西端，传统说法认为在嘉峪关关城西南讨赖河（今北大河）北岸上。这种观点表明，明长城的西端是一个点。对这种说法，学术界向来无异议。不过，根据我们1994年6月7日的实地考察和有关方志资料记载，嘉峪关关城大体位于走廊中部稍偏南的地方，而明长城终端的一段，从关城外墙下西南角向西南方延伸至北大河北岸上，“长6559米”；另一段从关城外北墙下“闸门墩”先向东北再折向西北延伸，且直达黑山之腰，“长8200米”。据当地文物部门实测，从北大河北岸直至黑山之腰的两段长城，共长14759米（《嘉峪关市文物志》第3页）。很明显，明朝当年曾把长城西部终端筑成了以嘉峪关城为中心，南连讨赖河北岸、北达黑山之腰，弧口向西的弧状城墙。明朝如此修筑长城西端的目的，无疑在于封闭整个走廊西部，以利防御西域少数民族政权对河西的扰掠。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明长城西部终端不是讨赖河北岸上的一个点，而实际上是以嘉峪关关城为中心，南连讨赖河、北连黑山，长为14759米的一段弧状墙。

文章出处：《中国典籍与文化》 1997年第3期。